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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粮仓

发布时间:2017-10-26 09:35 点击次数:

原标题:消失的粮仓

 

潞河督运图,图中岸边有漕粮转运仓

 

 

通州中仓残留的墙壁

 

 

中仓的石碾

 

(上接第3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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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通仓被日军抢劫

到了清初,通州有粮仓三座:西仓、中仓、南仓,在城北的皇木厂还设有一座“兵米场子”,储存东陵守护官兵的粮饷。到了乾隆十八年(1753年),裁撤掉南仓的81座仓廒。乾隆年间,通州中、西粮仓共有仓廒400余座,可储粮400万石。在明清两代,通州粮仓专储白粮,供京城内的王公大臣自行到通州领取俸米。随着漕运制度的日臻完善,最终形成了京通十三仓的庞大粮储体系,清《御制通州石道碑》载:“潞河为万国朝宗之地,四海九州岁致百货,千樯万艘,辐辏云集,商贾行旅梯山航海而致者,车毂织络,相望于道,盖仓廪之都会而水陆之冲达也。”北京的繁盛来自于通州源源不断的漕运接济。

清代末叶,清朝的统治已经处在风雨飘摇的时期,内忧外患频仍,通州粮仓也屡遭冲击。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军进入了通州,据法国军官杜潘上校的记载:“我们广泛地利用这里的资源,他们让我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召集到许多运输的车辆。同时,一直缺少资源的联军后勤部队,在这里很快获得了大量物资。”到庚子八国联军之役,联军于1900年8月12日占领通州,充当前锋的日军不仅占据了通州的中仓和西仓,夺取了全部仓粮,还占据了仓场衙门,抢走了藏在地下室的185万两白银,之后又将仓场衙门、通粮厅、大运西仓等漕运官署和设施付之一炬。由于清政府昧于远略,各级官吏也不尽忠职守,缺少担当,致使通州粮仓两度被侵略者夺占,仓粮悉数资敌,让外国侵略者捡了个大便宜。

至清末,数百年的漕运制度已渐解体。造成大运河漕运的衰败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民间粮食贸易的兴起使解决北京粮食供应有了更为科学和经济的途径;其次是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漕运制度本身的种种弊端已经积重难返;其三是随着交通工具的改善,成本远较河运为低的海运兴起并成为大势所趋,河运漕粮陷入了困境;最后,是八国联军的入侵,大肆破坏焚毁漕运设施,更是加速了漕运制度的终结。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因京通各仓失修倒塌过多,漕粮已归并到南新、旧太、富新、兴平四仓收储,通州的中仓和西仓已经完全废弃。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漕运制度被彻底废止,由征粮改为征银,热闹了数百年的通州漕运码头和通州粮仓终于沉寂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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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仓管理有“四员厅”

在通州区中仓街道有个名为四员厅的社区,其名字就源于古代漕粮的管理机构。清代时在此设仓场总督衙门,简称仓场署,由仓场侍郎、巡仓御史四名官员统理漕运粟米,监督河道及漕运和仓储各厅署员,署内建有理事厅一座,在此共议管理漕运、仓储事务,故俗称四员厅。

当然,历代对通仓的管理体制并不一样。通仓自金代成型以来,就形成了一套严格的管理体系,其后历代又逐步对通仓的管理体制进行增补修订,使其愈发完善,终于形成了漕运制度中最为完善的管理体系。

金代的粮仓长官设仓使、副使等职,属中都都转运司所辖,其职责为“掌仓廪蓄积、受纳租税、支给禄廪之事”。各粮仓下设负责收支和行文的“攒典”以及从事仓粮收支、过秤和保管的“仓子”。

元代的通州粮仓由大都的漕运官衙所辖,自至元年间以后定名为漕运使司,隶属于户部,设有运使、司和、副使、判官各二人,经历、知事各一人,另有其他吏员40余人。负责仓库的官吏中级别最高的是正四品的都提举,其下视仓库的大小分别设有从正五品到九品的负有监督职责的“达鲁花赤”以及提举、同提举、副提举、提点、大使、副使、监支纳、知事、提控案牍等官员,在较大的仓库中还设有司吏、译史、司库等吏员,人数从几人到几十人不等。

明清两代的仓场管理制度则大致相同,最高管理者为仓场总督,清代改称“总督仓场侍郎”,管理漕粮的积蓄和北运河运粮等事务。仓场总督衙门之下设坐粮厅,是户部在通州分管漕粮的留守机构,有“小户部”之称。坐粮厅之下的各仓均设“某某仓监督衙门”,长官为仓监督。清朝则将各级主官均设满、汉各一人。其中通仓的监督从京仓监督内调用,三年一更替。各仓都设有官厅、官舍、科房及仓神庙,管理人员则有仓旗员、经制吏、攒典、铺军、花户、皂隶等。仓监督主管全仓的行政及业务,从各部的员外郎和主事中遴选委任,其下设有旗员四人,经制吏二人,攒典吏二人,协助监督工作。另有皂隶(仆役)五名和负责铺廒打卷、抱筹抬斛的花户29人。还有士兵70名,负责官仓的保卫工作。在清末又增设了巡警驻扎所,驻有巡警多人。监督任期是二年或三年,仓吏的供职年限一般长达五年。而仓役往往是父子或兄弟相袭代。此外还设巡仓御史一员,负责检查仓廒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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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曾有“开漕节”

通州处北运河之尾,是3400华里的京杭大运河最北端,因“取漕运通济”而得名,自然担负着通济京城的使命,“不见潞河之舟楫,则不识帝都之壮也”。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一,第一批漕船抵达通州的漕运码头,驻通州的户部仓场侍郎、仓场总督、巡仓御史、坐粮厅厅丞等漕运官员主持盛大的祭坝神的仪式。这一天,整个通州热闹非凡,仓监督、坐粮厅的吏员和仓役以及车户、船户、第一批漕船的领运、官兵们,还有通州的各级官吏都齐聚祭神的现场,通州的百姓们也争相围观,形成独具通州特色的“开漕节”。而漕船结队在大运河上航行,单线船队前后相连可绵延达56.3公里,即使双船并行,长度也会达到28公里,这还没有将前后船间的空隙计算在内。遥想当年,北运河上这浩浩荡荡的几十公里长的漕运船队,帆影点点,水声嘈嘈,该是何等的壮观。清代乾隆年间来华的朝鲜学者朴趾源目睹这一场景,不禁赞叹潞河“舟楫之胜可敌长城之雄”,这正是:河冰初解水如天,万里南来第一船。彻夜好风吹晓霁,举头红日五云边。随着漕船运送到北京的不仅限于漕粮,还有数量极其巨大的商品,据相关史料的记载,主要有农产、棉纺织品、丝织品、油类、酒类、干鲜果品、各种食物、纸张、竹木藤器、杂货、铜铁器、药材等十二大类,共计近千种货物。

漕粮验毕,就要入藏仓廪。清代每年平均从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等省征收米、麦、豆等粮食460多万石。漕粮先运到运河通州段的石、土两坝,用驳船将石坝漕粮经通惠河各闸口运到东便门外大通桥附近停靠卸粮,再用车辆运到各京仓;土坝漕粮则经通州护城河运到通州中、西两仓。

清朝的官仓之外均有围墙,墙上安设棘刺以防翻越。大门又称外门,每仓三间,两旁为八字形影壁。每仓还有辕门一座,内有影壁一座,影壁后是三合土的仓路。

廒座是官仓的主要建筑,每五间为一廒,每间七檩六椽,面阔一丈三尺,进深四丈五尺,柱高一丈二尺五寸,前后出檐,明间前接抱厦一间。廒的墙壁用大城砖砌成,厚约三尺以上。“每廒顶各开气楼一座,廒底砖砌,上铺木板。廒门及墙下均开窦穴,以减地气。”(《大清会典事例》)。每廒的存粮约1.2万石,造价银一般在1100两到1500两。除仓廒外,官仓中还有许多附属建筑,龙门、官厅、科房、大堂是办公用房,其中大堂又称监督值班所,是官仓负责官员的办公室,科房又称官役值班所,是一般职员的办公室;警钟楼、更房为报警巡更人员所用;仓神庙、土地祠等为祭祀之用;激桶库和水井,供救火之用。

输往京城的漕粮一支自通州经通惠河至东便门大通桥入京,交京城内各仓收储,又一支经通流河、会清河到清河镇的本裕仓,再由清河经安河,直抵百望山麓的丰益仓。这条自通州起的京通漕运水道一直伸展到北京西郊的西山脚下。通州对京城的影响正是通过这一条条如同人体神经脉络的线路网,影响到京城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产生了上下七八百载、世代绵延不绝的漕运传奇。大哉通州!伟哉大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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